舞台艺术让文物“活”起来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也是舞台艺术等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文物保护与舞台艺术从根本上讲都以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核心使命。文物的活力在于融入生活、回归社会、服务人民。舞台艺术也需要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迸发持久生命力。两者同频共振、协作共赢。

我国38项世界文化遗产种类多样、价值内涵丰富,可成为舞台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

我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根据2020年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我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共计5986处。中国石窟寺、摩崖造像及石窟寺内壁画、彩塑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舞台艺术可以其表现的故事为蓝本进行创作,或凝练摩崖石刻、壁画彩塑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元素、乐器、装饰物用于舞台服饰、妆造、道具制作等。

例如,四川安岳石刻盛于唐、五代、北宋、明和清。现存有摩崖石刻造像140余处、造像约10万躯,另有盛唐石刻佛经40万字及“经变图”和古建筑图像等,被誉为“我国古代雕刻的伟大宝库”。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参与保护修复的圆觉洞,其第七号净瓶观音窟,主像雕于北宋年间,雕工精细、璎珞缀身、装饰华丽,充分体现了北宋的妆造特点与审美观念,可为当今舞台艺术创作提供参考借鉴。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就参与了云冈石窟的保护修复工作。云冈石窟五华洞的第十二窟俗称“音乐窟”。前室南壁雕有高浮雕伎乐天,体格壮硕,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特点,分别演奏吹指、琵琶、齐鼓、腰鼓等乐器。北壁门楣分为3层,雕有伎乐飞天。窟门两侧的舞伎群动作连贯、气韵奔放。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集中体现了北魏宫廷乐队风貌和社会音乐规制,舞蹈形象生动独特,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舞蹈史的珍贵资料,对舞台表现形式也有很大启发。

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承德避暑山庄内建有多处戏楼,包括云山圣地戏台、福寿园清音阁、如意洲浮片玉戏楼等。其中,清音阁始建于清朝雍正时期,作为当时建筑体量最大、结构最为复杂的清宫戏楼之一,这里是皇帝宴请宾客、举行重大政治及节庆活动的场所。据记载,清音阁一层为木质活动地板,地板下为地下室,有水井五眼。这种带有天井、地井的建筑设施可以创造良好的音效。1793年,乾隆皇帝在清音阁设戏,庆祝83岁寿辰。英国正使马格尔尼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观看《四海升平》的精彩场景及舞台布景的巧妙设计。中国传统建筑造型优美,传统舞台设计兼具功能性与艺术性,文化底蕴丰厚,可为舞台场景搭建提供借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积极参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已根据三峡文物保护成果,编写出版《镌刻的峡》系列学术专著。目前正在主持编写《长江文物保护利用专项规划纲要》及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大运河画传》《长征画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系统梳理了文物背后的故事及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为舞台艺术创作提供借鉴。

以《大运河画传》为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从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文化衍生、保护传承、中西交流对比等多个维度,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呈现其2000年的发展历程。《大运河画传》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回顾了实现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的郭守敬在治河理念、工程技术、科学研究、为人处世上的杰出成就。展现了郭守敬克服万难,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对河道进行“裁弯取直”,直接通过山东将北京和杭州相连的全过程。通过舞台艺术形式,将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传奇历史人物故事向公众进行更广泛的普及。

根据我国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我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共计1.08亿件/套。很多可移动文物背后蕴含的传奇历史故事可为舞台艺术提供丰富的创作题材。以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为例,“后母戊”鼎是目前已知中国最重的青铜器。抗战时期,曾躲过日本人的多次搜查。解放战争后期,在撤退前,本想将“后母戊”鼎一并运去我国台湾,无奈大鼎体量过大,无法登机,最终只得将其留在南京机场。大鼎经过无数波折,留存至新中国,现展陈于国家博物馆。

再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在1849年于陕西宝鸡岐山县出土,被岐山乡绅宋兆奎收购。后几经辗转,曾先后由袁世凯叔父袁保恒和左宗棠收藏,最终藏于清代工部尚书潘祖荫家中。潘家后人在抗战时期多次躲过日本人的搜查和威胁,悉心护宝,新中国成立后将其捐给上海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入藏,现陈列于国家博物馆。

此外,如馆藏丝织品文物、书画作品都承载了大量的历史、艺术信息,可以作为优化舞美、道具、服装设计的重要依据。再如,不少珍贵的流失海外文物几经波折,最终重回祖国。在舞台艺术创作中,可考虑以文物作为第一人称演绎流失回归的故事。

古籍文献中蕴含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可为舞台艺术创作提供素材。例如,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记载了大量志怪传奇和各地异域珍异之物。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散文集《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的生活为主线,叙述了居家生活和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此外,《庄子》中记载了大量发人深省的寓言故事,鹏程万里、庖丁解牛、井底之蛙、邯郸学步等均出自《庄子》。

除了深挖文物本体的多重价值,文物人的守护精神、奉献精神同样可以搬上舞台。例如,老一代文物保护先行者代表常书鸿一生坚守大漠研究莫高窟艺术,其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辈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为了文化遗产保护力争苦谏、四处奔波,足迹踏遍祖国各地。上世纪70年代,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老一辈工作者余鸣谦任总负责人,开始了云冈石窟3年保护工程。工作队抛家舍业坚守一线,留下许多感人故事。

新时代一线基层文物工作者的先进事例及“大国工匠”精神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可成为文艺舞台创作的重要来源。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为落实习总书记关于石窟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组织协调全国28个省2440位调查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在10个月内完成了全国1万余处石窟寺及摩崖造像的摸底调查,许多文物散落在荒山僻野、悬崖峭壁,勘察工作险象环生,这其中也涌现了许多感人故事。今年在全国文物工作会上获得表彰的田建文等一批先进工作者,长期扎根基层、投身一线文物保护工作,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文物情怀。

文化遗产是赋能舞台艺术创新性发展的根基,舞台艺术是赋能文化遗产价值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二者紧密相连,共同构筑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探索文化遗产与艺术融合、文化遗产与旅游融合的新路径,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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