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三通”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清修“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是集体纂修的著作,参照“三通”体裁体例而续修,因内容多依据正史,缺少第一手资料,而不被后世史家所推重,甚至受到“叠床架屋”之讥。然“续三通”也并非毫无价值,其中的馆臣议论就很值得重视。杜佑、郑樵、马端临在书中发表议论的形式具有个人特色,而续修诸作则统以“臣等谨按”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纂修底稿是用“臣谨按”三字,表明此乃纂修官个人观点,经总纂官与总裁改定后,加“等”字,上呈乾隆皇帝,以示集体成果。关于“续三通”中“臣等谨按”的功用和价值,,目前尚未见学者进行专门讨论。

续三通”的“臣等谨按”可分为三类:第一,居于书首,相当于《四库全书》的书前提要;第二,写于诸门类之首,相当于该门类小序;第三,见于各门类篇中,是一般意义上的按语,功能较多。书前提要首先对“三通”原书作简要评论,继而概述本书之门类、体例、旨趣、编纂方法等。至于小序,一方面,“续三通”大多数门类的小序,都会概括这一制度整体(或断限内)的发展脉络,穷流溯源;另一方面,又常以本朝的立场评判前代制度得失,著明续修制度史的撰述结构。书前提要与篇首小序,简洁明了,往往击中要害,是把握“续三通”各书编纂旨趣、编纂理念的最直接史料,同时也是馆臣根据自己的判断为皇帝治国理政提供参考意见的一种手段。各书篇内的“臣等谨按”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双行夹注,以“按”或“案”字起首,主要是补充说明正文;其二是位于某些条目首、尾之处,字号如正文,但整体低两格,以“臣等谨按”起首。

“续三通”馆臣在对比、考证多种史料之后,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种史料或是综合其观点,形成“续三通”的正文。但馆臣有时对正文之论定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故在“臣等谨按”中述及考证的过程,或是著明异文,以表明史料择取的谨慎。如《续文献通考》卷三六《选举考·举官》之“(元成宗大德)九年二月,诏台院部五品以上官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行省台宣慰司廉访司各举五人”条:“臣等谨案,《成宗纪》及《元典章》并云诏御史台、翰林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各举三人,与《志》文互异。据《志》则五品以上皆得举人,据《纪》则五品以上乃指所举廉能之人而言。恐五品以上职官无几不应各举三人如是之多,今从《志》。又,《元典章》是诏在九年六月,亦与《纪》不同。”从中可以看出,馆臣是照“常理”推断事实,并不是发现其他说法真正有误,所以在此处加按语说明。至于事件发生时间的不同,因《元史》与《元典章》之异而两存之。

“续三通”的断限跨唐、五代、辽、宋、金、元、明等多个朝代,除五代时期典章记载阙略较多外,其他时期的正史都有门类丰富的书志以记载制度。馆臣基于这些书志编纂“续三通”,在此过程中藉助其他史料综合对比,纠正一些史实记载的谬误。如《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明·钞》之“(洪武九年)七月立倒钞法”条:“臣等谨按,《明史·食货志》及《史稿》并以倒钞法起于十三年,据《明实录》及《大政记》则九年已行此法,十三年特申明之耳。”透过此条按语,可知馆臣撰写这一制度条目,至少参考了《明史》《明史稿》《明实录》《皇明大政记》等四种史书,而后两种属于较原始的史料,且记载更加详实,据此可以纠正前两书记载的讹误。再如同书卷十一《钱币考·明·钱》之“(明)太祖洪武元年三月命户部及各行省铸洪武通宝钱”条:“臣等谨按,《洪武实录》置宝源局铸大中钱,乃太祖未即位建元时事。盖明祖将建国号,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当时钱文有大中之号也。《明会典》及《万历会计录》皆以为洪武初,王圻《续通考》亦袭其误,今据《实录》订正。”正文乃是就各种史料衡量对比得出的历史文本,按语则是对其的解释,类似于司马光所作《通鉴考异》。由此可见,乾隆君臣的这项庞大工程,进行得十分细致,条目所撰均是广泛地搜辑史料,加以比勘,择善而从的结晶。

《续通典·礼典·吉礼》中的“大享明堂”之礼,仅唐、后唐、宋、明四朝施行,而明代仅嘉靖年间为满足以藩王入继大位的皇帝尊崇生父之目的而行此礼。嘉靖年间的“大礼议”风波对朝政影响巨大,对明代以及历代以来的皇家祭祀制度造成了强烈冲击。不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嘉靖帝的做法都受到了非议。为此,“续三通”馆臣作了如下批评:

臣等谨案,明堂之礼,辽、金、元俱未举行,明初亦未议及。世宗嘉靖中,丰坊首创严父配天之说,迎合上意,由是特举斯礼,追隆所生。元极既配之后,明年幸承天,享帝于龙飞殿,亦奉献皇帝配。其后自定规制,更建泰享殿,三年而后成。然大享之礼,终未举行,内殿殷荐,亦止遣官摄事。盖帝之排群议,崇私亲,虽矫强于一时,终有惄然不自安者。故礼臣敦请,屡谕缓行,非仅躭奉元修,惮乘舆之一出也。古圣所云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不成者,讵不信哉!

《续通典》此处所论,与《续文献通考》几无二致,当是大部分袭用后者。嘉靖帝即位之后追尊生父为皇帝,且进庙号称宗,又立明堂之礼以生父配天,虽属于人伦之情,实际上破坏了皇位继承的法则,在乾隆君臣看来简直大逆不道。因为嘉靖帝即位,是以入继为弘治帝之子,成为正德帝的兄弟为先决条件,即位之后尊崇生父为皇帝意味着否定入继的事实,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这对于大行皇帝而言,无异于背叛,所有认识到自己终将身死的皇帝都不甘心落得这样的下场。

在某些条目之后,馆臣据之发挥,点明其中的关键之处,实际上揭示了制度运行的原理。如《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明·钱》之“(嘉靖)四十年四月,内库乏钱,命取云南新钱进用,以户部尚书高耀执奏而止”条所记:

臣等谨按,国家外府之储动有考核,而内库之积每难清厘,实则用于外者皆经费所不可缺,而用于内者多浮费之可省者也。在外易于觉察,故觊觎者常少,即人主亦动有节度。在内易于浮冒,则恩倖既多请乞怂恿,人主亦乐其便而不知节也。于是费愈繁而势愈觉其不足,常欲分在外之蓄贮以供在内之取携。盖其始取之无禁,而其后用之必竭,弊有固然。故损外益内,实国计赢绌之一大关键也。如高耀之奏,分别欵项而已,居正格君乃畅其旨焉。顾臣下能守法以争者少,节用以裕邦储,是在人主之以道制欲哉。

在这则按语之前,“献”的部分详录张居正劝谏万历皇帝的言语,中心含义即“以有限之财供无穷之用,将来必有大可忧者”。嘉靖、万历二帝的做法,实际上是动用国家公帑充实皇帝私库,以满足其个人之欲。这样做必然影响朝廷和地方的正常运转,给国家造成直接或潜在的危机。馆臣通过揭示人性的贪婪,来证明遵守制度的重要性。明末与清末的同类事件印证了这条原理的正确性。

以“臣等谨按”的形式列举相关事件,可以缩减相似内容的条目,使得纲目之间严整有序,同时,将相关事件汇集在一起,可以集中认识某一具体制度在一代之内的实施情况。如《续文献通考·田赋考·水利田》“(元世祖至元)九年二月诏诸路开浚水利”条之后,列举了除郭守敬之外其他兴修水利的地方官员以及他们的功绩:

臣等谨按,元世祖加意农田,开浚之功甚溥。其时能兴水利者,自郭守敬外,如西夏行省郎中董文用,始开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平阳路总管郑鼎,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荆南行省廉希宪,决江陵城外蓄水,得良田数万亩,为贫民业;长葛令赵志,以地卑湿,使为水田,旱则决瀵水灌之;清苑令耶律伯坚,毁世家水硙以溉民田,以余月堰水置硙,事闻省部,著为定制;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以昆明池环五百余里,夏潦暴至,必冒城郭,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泄其水,得良田万余顷;卫辉守王昌龄,因清水出辉县山阳镇入卫河,创浚沟浍,溉田数百余顷;至成宗时,判温州皮元,重建阴均斗门,溉田四十余万亩,雷州守乌古孙泽,教民浚故河,得良田数千顷,濒海广泻,并为膏土,皆因地制宜,民获其利者也。

这条“臣等谨按”的位置,是在“水利田”元世祖时期之末尾,带有总结地方主导修建的水利工程以彰显其利的作用。其实,这类似于“纪事本末”的写法,也有类书的要素:将相似的内容集中到一起,既可消解割裂之感,也免于同类事件多处记载以破坏结构的紧凑性。

有些条目所载制度可为后世借鉴,但盲目施行可能反受其害。在“臣等谨按”中,馆臣补充了施行某一制度必须注意的关节处,并举反例予以警示。如《续文献通考·田赋考·水利田》“(元世祖中统)三年八月”条载元代郭守敬向忽必烈呈奏的兴修水利以通漕运、溉民田的计划,其中一条言道:

金时,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则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

上文之卢沟,下文之浑河,皆指今日之永定河。郭守敬提议修复金朝时开凿的浑河支流,以便于漕运和灌溉。“续三通”馆臣将此方案不厌其详地记载下来,是抱着“有用于今”的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结尾之处有一馆臣按语,独独留意于郭氏计划中之“减水口”:

臣等谨按,郭守敬议引金口水溉田而即预开减水口者,盖浑河水性湍急,夏秋霖潦,多涨溢之患也。后顺帝至正二年,丞相托克托用参议博啰特穆尔等议,开西山金口导浑河踰京城达通州,以通漕运,役丁夫数万,卒无成功。时左丞许有壬争之甚力,谓大德二年浑河水发为民害,大都路都水监将金口下闭闸板五年,浑河水势浩大,郭太史又将金口以上河身用沙石杂土尽行堵闭。观此则浑河之水固未易资以为利,而守敬虑患之智过后人远矣。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水利灌溉事关国计民生,是朝廷和地方施政的重点之一。馆臣此按语,是在提示引水灌溉农田、便利漕运固然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若计划不周、处理不当,有可能反受其害。在宏观意义上,一项制度的施行需要齐备多种条件,施政者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因素。一味模仿,很有可能功亏一篑。从这里可以看出,不论是取材还是议论,“续三通”馆臣很好地且并不是机械地贯彻了乾隆帝提出的编纂旨趣。

“续三通”中的“臣等谨按”,有宏观的概括,也有微观的评说,在采纳前贤言论的同时,附以基于本朝实际立场的定论。其对具体制度得失的衡量及一代制度的总评,大量涉及国家政务,实际透露出乾隆君臣对清朝国家治理的理解。无论是从考证史实还是从经世致用的视角看,馆臣的按语都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续三通”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一个鲜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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